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里里，編輯：桃子醬，題圖來自：AI生成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時隔4年將重返白宮。上一次執政期間，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學生簽證采取限制政策，特朗普本人則屢屢曝出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這一切仍歷歷在目。特朗普再次當選，讓許多有赴美留學計劃或者已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感到前途未卜。

赴美留學的黃金年代結束了嗎？去美國留學還值得嗎？什么樣的孩子適合出國留學？這是美國雪城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馬穎毅時常被問到的問題。

24年前，馬穎毅從南京大學畢業，拿到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專業的碩博連讀獎學金。過去十余年間，她見證了美國高校里中國留學生尤其是本科生數量數十倍的增長。這也成為她寫作《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一書的契機。

《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馬穎毅 著

展寧 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雅理，2024-9

2012年起，馬穎毅深入美國50多所高校、中國9所高中，訪談了上百名出生于1990年代的留美學生。他們并非都是美國媒體所描述的“開豪車的富二代”“學術作弊者”，有不少學生來自普通家庭。從他們的講述中，馬穎毅看到中國過去40年的飛速經濟發展在兩代人身上烙印的“野心與焦慮”。

留學美國一度被視為一種“教育福音”，能讓孩子從日益內卷的中國教育體制中解放，接觸更高質量的教育、更多元的價值觀。這種所謂“信仰”有其事實基礎，但也并非完全理性。而今，更新一代的留學生及其家長也不得不開始思考：這條曾經“理所當然”的留學之路，是否還能通向光明的未來？

以下是馬穎毅的自述。

馬穎毅教授（圖/受訪者提供）

野心和焦慮，是硬幣的兩面

最初關注到在美國的中國本科留學生群體，是因為我在媒體上看到了一些標題非常“驚悚”的文章。

當時，美媒對中國留學生的關注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把目光聚焦在財富之上，比如穿著路易威登時裝，在美國大農村開著法拉利、蘭博基尼的富二代；二是強調中國學生的學術誠信問題，關于他們作弊、代寫、抄襲、學歷造假的新聞層出不窮。

2005年到2019年，就讀于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中國本科生數量增加了16倍，我任教的雪城大學，也出現了不少中國學生。在和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能感覺到這些學生和媒體報道所描述的不太一樣，而他們經歷中的復雜性，也沒有被捕捉到。

這些孩子能夠到美國讀本科，家庭條件肯定是相對優渥的，但絕不能一刀切地認為他們都是富二代。學生家長中，有企業高管，有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也有教育、醫療、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士，大部分是中國城市里的白領階層。

我自己也是一名留學生。2000年，我從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申請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博連讀項目。我們那時候的留美學生，絕大部分都得依賴大學提供的全額獎學金才能完成學業。而新一代學生大多是自費留學，這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經濟上的“焦慮”。

為了送孩子出國接受更優質的教育，有些藍領父母會向親戚朋友借錢，甚至賣房。我訪談調查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學校打工，四分之一的人為了維持生活開銷，每周兼職10個小時以上。

父母總會跟孩子說，“你不用管錢，在那邊好好讀書就行了”。但孩子出國之后，需要獨自面對具體的事，他們會擔心畢業后是否能有所成，是否能夠回報父母對他們所受教育的投資。

《留學的孩子》英文版盲審時，就有審稿人提出，國際學生乃至年輕一代普遍具備“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特征，為什么要特別關注中國留學生？

我認為“野心和焦慮”確實是某種現代性，現代人都有這個特征。留學生群體選擇離開家人、故土和熟悉的文化，千里迢迢到美國讀書，正是體現了他們比同齡人更大的野心。硬幣的另一面，是更強烈的焦慮。

中國留學生的特殊之處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用“壓縮現代性”概念來描述東亞國家所面臨的這種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被高度壓縮的情境。

中國用40年時間走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路程，身處其中的每個人幾乎都帶有高度緊張的社會環境的印記。許多留學生的父母可能是農村孩子，小時候經歷過極端貧困，通過高考“千辛萬苦過獨木橋”，改變了命運。他們本身是高考的受益者，但受教育的體驗并不好，因此希望孩子能過上不一樣的人生。

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留學美國已成為一種新的“教育福音”，不僅許諾將學生從中國嚴苛的應試教育體系中解放，還開辟了通往高質量教育的新路徑。

其實，不只是中國父母，哪里的父母都一樣，都想復制已有的優勢地位，教育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所以，要想理解這群留學的孩子，光看他們的表現是不夠的，孩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帶著父母經歷的印記，孩子身上也背負著來自父母的期待和壓力。

前陣子，我回了國，在耶魯北京中心辦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來參加的90%是父母。之前我在國內的講座，絕大多數提問的也是父母。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孩子們到哪兒去了？可能孩子們在補課，沒有時間。

“中國學生的內心住著一個批判者”

在中國學生和家長眼中，美國大學的排名在擇校時屬于絕對優先級。一方面是出于實用主義，畢業后回國找工作的話，國內用人單位特別看重排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家長和學生對美國高等教育缺乏了解。

美國人可能因為學校的某個專業突出、某個社團出名或者教學環境優秀而選擇一所大學，在他們看來，“好學校”的定義更多元。除了華爾街和一些咨詢公司，大部分公司其實沒那么看重學校排名。

我的受訪者中，有一名女生選擇了排名普通的佐治亞州立大學，因為她媽媽在那里做過訪學，對這所學校評價很高。但對于沒有家庭關系網的國際學生來說，大學排名填補了他們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知識空白，以一種簡化的方式呈現了學院和大學的等級體系，這幾乎就是高考評分體系的翻版。

開始研究之前，我設想，新一代留學生中有相當比例從一開始就走在國際教育的軌道上，應試教育的負擔會比我們那時候減輕很多。讓我意外的是，盡管不用參加高考，應試教育依然“陰魂不散”，只是被一次次的托福、SAT考試刷分所取代。

我們學校的傳媒學院排名很高，2011年前，（申請者）托福成績要求達到100分。現在中國學生普遍要求自己托福成績達到105分，甚至110分以上，美國頂尖大學的門檻越來越高。這就跟所有教育內卷的影響一樣，需要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收益越來越小，身處其中的人越來越疲憊。

雖然語言成績越來越高，但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沉默寡言，仍讓美國教授和高校管理層感到束手無策。

課堂討論是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對學生的學習體驗至關重要。美國教師在人際交往中注重邊界感，他們認為如果學生很安靜、不講話，冷不丁地點名叫他發言是不太禮貌的事。我的一些同事經常來問我：怎樣才能激發中國學生參與討論的熱情？

我剛到美國時，也經歷過一段痛苦的適應期。研究生院一個班只有五六名學生，如果不發言，就會特別顯眼。當時有一門課的老師找到我，希望我更積極地參與討論。那門課上講了許多性別相關的概念和理論，我說我聽別人的發言都聽不太明白。她問：那你有自己的想法嗎？如果有的話，表達就可以了。

比較幸運的是，我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一直主張討論和質疑。這并不是說我的父母特別有學問，只不過他們本身就是喜歡聊天、開玩笑的人，我們家也不太講究尊卑長幼。

另外，因為我拿了獎學金，研究生期間需要一邊自己上課，一邊做助教教本科生，這讓我在語言表達以及和美國同學的交往上，慢慢建立起自信。

如今，赴美留學的本科生面臨的是另一幅情景。阻礙他們的不僅僅是語言障礙，更多時候是溝通能力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在調研中，60%的受訪學生認為自己英語水平良好或優秀，但只有大約30%的學生經常在課堂上發言。

我在書中引用了杜波依斯提出的“雙重意識”概念，中國留學生既意識到一種母語者的聲音，也意識到自己作為第二語言使用者的聲音，他們的內心往往住著一個批判者。

中國“三思而后行”的文化規范和教育體制也讓學生在課堂上發言變得異常困難。中國的教育不鼓勵自由討論，突然間到了美國，發言成了評估學生的重要部分。中國學生明白發言的重要性，但思維習慣又轉變不過來，所以就更焦慮了。他們總是想給出一個正確的標準答案，其實大部分討論是開放式的。

《留學的孩子》這本書最初的寫作對象主要是美國教授和大學管理者，希望能加深美國教育體系對中國學生的理解。有教授讀了之后說，以后鼓勵學生發言時，會提醒他們這個問題沒有對錯。哪怕只是簡單的一句話，就能起到不錯的效果。

我也收到了很多中國學生的來信，說他們在學業、社交上的焦慮和反思終于被書寫、被看見了。我想，中文版很大一部分意義是給中國家長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孩子在留學過程中經歷了什么。

特朗普2.0時代，對留學生意味著什么？

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于2020年年初，在那之后，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疫情和地緣政治給留學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人說，赴美留學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這次特朗普二度當選美國總統，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看法。

中美關系的緊張和前途的不明朗，顯然對中國學生有長遠影響。不過，就目前來看，影響更多還是心理層面上的。我們不能忘記特朗普是商人出身，隨著精英教育的商品化，留學已經成為一門生意。中國學生自費到美國念書，有助于緩解美國大學財政赤字，對美國來說“是賺的”。

很多美國學生本科期間背負了沉重的學生貸款，畢業后如果能找到工作，就不會選擇讀研。甚至大學本身的意義也正在被質疑，校長和招生辦需要出面捍衛大學教育的價值，部分高校招生困難，將面臨嚴峻的破產危機。

但在中國，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也幾乎沒有人會質疑要不要上大學，本科不行就讀研，碩士不行就繼續讀博。

在調研中，超過四分之三的中國學生計劃在美國攻讀研究生，而有讀研計劃的學生的回國率要略高于本科生。可以說，很多人念研究生，就是為了獲得更具國際聲望的學術證書，能在中國的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留學的含金量正在下降。前陣子斯坦福大學博士畢業后回國報考鄉鎮公務員的新聞引發了激烈探討，但我不認為我在書中提出的“教育福音”已成為過去式。

美國仍擁有40所排名進入全球前100的世界一流大學，進入一所美國好大學的競爭遠遠沒有進入一所中國好大學那么激烈。我所在的雪城大學已經多年沒排進過全美前50名，但我的學生申請研究生院，大概率能進前10或前20的學校。

從數字上看，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從2019學年的37萬人下降至2022學年的不到29萬，其中有不少流向了英國和加拿大。即便如此，美國仍是中國學生最主要的留學目的地。

比較明顯的變化是，美國正在失去中國頂尖人才。選擇赴美留學的清華畢業生人數，從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3%。但對就讀于其他985、211或下一層級院校的學生來說，赴美留學仍有很強的吸引力。留學也確實能成為打破內卷狀態的一種方式。

總體而言，人都是趨利避害的。我身邊的高校老師就沒有說特朗普好話的，他再次當選大家都很失望。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大選更能體現出，美國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和高校以外的人群在政治傾向上越來越分化了。

不過，我認識的人中，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離開美國去了歐洲，他在那邊也能拿到豐厚的待遇。大部分文科教授說要離開美國，我覺得也就是氣話。美國高等教育具有相對獨立性，工作環境自由度高，比較理想化，無論特朗普政府以后出臺多瘋狂的政策，相信高校還是能保有一定自由度。

作為研究人員，我的目標是最大程度地呈現我的研究發現，很難針對個人給出什么建議。畢竟，每個人的背景、擁有的資源千差萬別。

我當初申請出國的時候，留學中介還很少，我是全部靠自己準備的。當時我的宿舍沒有電腦，想上網還得跑到學校附近的網吧，一個小時4塊8毛錢，就這樣查資料、發郵件申請，也沒有抱太大希望能申上。

至于讀了社會學以后能找什么工作，都是出國了才開始焦慮，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文科博士在美國找教職很難，一直到確定工作之前，誰都沒有把握能留下。

現在的家長和我父母那一輩、我書中所寫的那一代學生家長相比，更見多識廣，他們的想法更加復雜多面，對留學的看法也很成熟。送孩子出國讀書，絕不僅僅是希望孩子鍍個金，而是全方位考慮的結果。

每個學生在面臨是否出國、是否留美、個人職業規劃的時候，也會更多考慮到“我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我想要怎樣的人生”，而不一定是世界格局。

回望我的留學生涯和這些年對中國留學生的觀察，我認為美國留學最大的意義，是讓人習得一種獨立生活、獨立思考的能力。

一些原本難以想象的事，確確實實在你眼前發生了，你的思想自然而然會變得更加開放。2006年我剛開始工作時才28歲，當時我教的班上有50多歲的學生，這讓我非常忐忑，覺得自己各方面還不像“老師”，他也不像“學生”。現在，我對類似的事已習以為常。

這幾年流行這樣一句心靈雞湯：“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當然，所謂“不要給人生設限”，也需要實實在在的機會結構去托底。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能立刻改變現狀，只有通過眾多有勇有謀、敢于改變的人，才能建立更多元的人才選拔標準和價值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里里，編輯：桃子醬，校對：無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