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某處的大樓里，藏著一個傳奇的編輯部——《生活手帖》編輯部。

《生活手帖》是日本著名的生活雜志，暢銷日本70余年。主編花森安治很是傳奇，在他的推動下，《生活手帖》發行一度突破100萬冊，他因此被稱為“改變日本生活的男人”。

安森花治面容粗獷，燙著卷發；毒舌、霸道、嚴厲、頑固；完美主義，工作狂人；人送美名“銀座哥斯拉”：“不要問我為什么”“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是沒腦子的學者才會做的事”“你們為什么會長腦袋，難道是為了戴帽子嗎？”編輯會議只“會”不“議”，確定選題比登月還難。新聞照惹來主編火冒三丈，采訪稿被刪得只剩標點……但他卻是天才媒體人。

50年前，24歲的大學畢業生唐澤君有幸入職生活手帖社，等待他的將會是什么呢？

本文摘自唐澤平吉著、張逸雯譯，《編輯部的故事——花森安治與》。

銀座哥斯拉

1971年，深秋，正是家家戶戶開始生爐烤火的季節。

我在生活手帖社的面試中，第一次見到了主編花森安治。

哎？真的假的？

真的是他？不得了呀！

不敢相信眼前坐著的是花森安治本人。在丹波的山里長大的我，當時心里發出這樣的呼喊，一時激動得語塞。

一直以來，我腦中對花森安治的想象……是昔日著名的演員宇野重吉。

該讓真人登場了。

（理想VS現實）1966年，森村桂以在生活手帖社就職期間的經歷為原型的小說《或許是我的錯》，被日活電影公司翻拍成電影。電影中，扮演主編的就是宇野重吉（左圖）。

“簡直叫人大跌眼鏡。明明是個男人卻燙了個卷發，但面相又粗獷得很，只能用不可思議形容。”

說這話的是默片時代知名的評論員，后來活躍在演講臺上的德川夢聲先生。如今，燙發早已不算什么稀奇事。最形象的是扇谷正造先生給花森安治起的外號——銀座的哥斯拉。

拋開第一印象，在我日后目睹花森安治從早到晚工作的樣子之后，他的形象漸漸深入我心。這是一位無法用一頁履歷來概括的奇男子，氣場逼人。

有的新人撐不過三天

1972年4月1日，春天姍姍來遲，早晨的空氣仍然透著幾分寒意。

作為生活手帖社編輯出勤的第一天，我沒有選擇一身正裝，而是穿了一件棕黃色的毛衣和一條淺灰色的長褲，這種裝束更符合工作在第一線的編輯。

在此之前，我曾特意去研究室詢問第一天出勤需要做的準備，被告知著裝自由，自己需要準備拖鞋和茶杯，編輯工具則慢慢備齊就好。

“順便給你一個我個人的忠告……”社里負責對外談判的大畑威先生突然帶著意味深長的笑容對我說，“你應該已經聽說，主編花森先生是個怪人，可以說是天才的特質吧。總之無法用常識理解的事情不少，你最好有思想準備，畢竟有新人撐不過三天就辭職了……總之，保重身體。”

上午九點，編輯部所有成員在二樓的“大型廚房”集合。這里可謂編輯部的心臟。

《生活手貼》部分封面，均出自花森安治之手

首先是社長大橋鎮子女士發言：“從今天起，這四位年輕人將與我們共事。《生活手帖》創刊已有二十三年。如今，在創刊當時出生的人也將加入我們，成為戰友，我很感慨。一本雜志在不登廣告的情況下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今后也要繼續努力。我期待新人能創造未來，請加油。大家也請多多指教。”

接著是主編發言。屋子里的空氣瞬時凝固，每個人都屏息凝神。

“創造未來太夸張了，最多是助推一把的角色吧。這份工作沒法混日子，這應該都不用我說了。我要提醒你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這一年里，不要問我‘為什么’。

在這里從早到晚工作一天，你們想問為什么的地方，必然數不勝數。但不要問我。要是一個個回答你們，我就不用工作了。要是都能說明白還好，但有些東西無法言傳。所以，想問為什么的時候，先自己思考。過一年總能明白。就這個要求。”

原來這就是花森安治。正如我已打過的預防針，這段歡迎新人的發言也不走尋常路。用拳擊術語來說，就是刺拳。

大橋社長問：“需要讓大家分別做自我介紹嗎？”

花森安治答：“沒那個必要，也不可能全部記住，純屬浪費時間。四位新人自我介紹一下就夠了。”

簡直冷酷無情。四位新人于是在緊張的氣氛下做了自我介紹。

1977年第2世紀48號中的新舊剃須膏測評。師父事前明明跟我笑瞇瞇地保證“臉不登，就到胡子部分為止”，最后還是被他騙了。

四位新人做過自我介紹后，社長的妹妹、編輯部主任大橋芳子女士還是征詢了花森先生的意見：“新人們的座位怎么安排呢？”

“用不著安排什么位子。你們應該知道，編輯中有所謂desk（日語中類似編輯部主任）一職，這么叫就是因為他們配有辦公桌。不管是在報社還是出版社，一般的編輯哪有什么座位。沒桌子就不能工作的編輯，本來就不合格。”

又被說得啞口無言。這就是花森先生歡迎新部員一貫（計劃好）的方式嗎？再怎么不注重形式，這場入社典禮也太凄涼了。

入社后，我們新人一直沒有什么具體的工作分配，每天像在研究室里乞討似的，到處轉悠，詢問“有沒有什么能幫忙的？”誰讓我們既沒自己的辦公桌，也沒有座位呢。

輪班做晚飯，吃完留下繼續工作

從一早的入社儀式，到結束時的強行命令，這一天真是五味雜陳。未想到第一天就連迎幾個下馬威。

“在這里，每天的當班編輯要為大家做晚飯。你從下周開始輪，值日的那天也要做飯。大家一起吃完晚飯再繼續工作，是這里的習慣。……加班在這里是家常便飯。不過，對公司來說是沒有加班的概念的，畢竟也不存在打卡制度。雜志每個月必須按時發行，也就是有截稿日期，所以工作優先。”

收到這番通知，老實說，我非常吃驚。自己的晚飯竟然要輪流做，這獨特的社風我聞所未聞。更驚奇的是三十多人的編輯部，居然幾乎都留下吃過晚飯繼續加班。原來《生活手帖》是這樣做出來的，這的確不是一份輕松的工作。我終于認清了現實。

生活手帖社里沒有員工守則，也沒有嚴格的勞資對立關系。“守護生活”是整個編輯部的共同目標。花森先生所言“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職場制定規則，是對在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便是生活手帖社的常識。

為測試電飯鍋，煮了無數次飯

三張桌子與三種工作

研究室里有三張花森先生的辦公桌。想到作為新人的我們連辦公桌都沒有，不禁為自己叫屈。但對花森先生來說，這三張辦公桌都必不可少。

大房間內放著花森先生的辦公桌——一張他從40年代使用至今的古木桌。

用于審閱稿件和書信的古木桌

師父在這張木桌上的工作有三項。第一項，是閱讀個人信件和讀者寄給編輯部的信；第二項，是閱讀編輯部訂閱的《紐約客》《財富》《消費者報告》，以及有版權合作的《日落》《好主婦》等美國家庭雜志，另外還有幾本本土的月刊、周刊；第三項工作，是審閱委托作者撰寫的原稿和讀者投稿，以及用紅筆修改編輯們寫的文章。作為主編，這三項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那么，他每天先從哪一項著手？不用說，和我敘述的順序一致。特意把編輯們寫的文章放在了最后，因為不用紅筆修改是不可能的。光是這么想想，就不輕松。

真麻煩——很難說花森先生沒有這樣的想法。如此，只要花森先生開始審讀，屋子里的空氣就會緊繃。文章的作者猶如等待審判的被告，關注著花森先生的神色，大氣不敢出。

如果讀著原稿的花森先生馬上拿起紅筆，那“被告人”便能松一口氣。也許這聽起來有些反常，但轉念一想，用紅筆對原稿進行修改，也就表示這稿子有救，至少是合格的。

要是他連紅筆都不碰，一言不發地將原稿橫豎對齊重新束起，那屋子里的空氣霎時驟變，烏云密布如暴風雨前的平靜。很快：

“什么呀，這稿子寫得！誰說要寫這種東西的？凈是些可有可無的廢話，能登出來見人嗎？當了這么久的編輯，這點常識沒有嗎，蠢啊！”

雜志每一號的制作過程中，總有那么一兩次，這張桌子能聽到花森先生發飆的聲音。那騷動就像引爆了火藥庫。

用于排版設計的書桌

與之相比，用于排版設計的書桌，每天的日子則安穩得多。畢竟只要依靠花森先生的才華，排版和手繪插圖都是游戲般的享受。

畫出自己理想中的插圖和版式的花森先生，心情可謂大好，哼著小曲從“三室”探出來，一臉愉悅：“芳子，有好東西了，快來看。”

位于休息室的桌子

研究室的三張桌子中，一直默默面對花森先生毫無掩飾的真容，將其不經意間展露的倦容、苦痛之態看在眼里的，無疑就是休息室的那張桌子了。那是一張宛如孩子學習用的小木桌。這張桌子是花森先生用來寫作的。他雖然不愛親自寫，每次總是臨近截稿日才完成，然而一旦寫成，內容往往連我們都會感到驚訝。

不允許反駁的魔鬼主編

花森先生訓人的模式，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他一定會當眾開火，絕不會私下把人叫去，只對當事人發火。

第二個特點是，他一旦開罵，會連細節小處一起揪住不放，甚至殃及無辜。可以說不擇對象，如果不巧在花森先生發火的時候經過他身邊，連拖鞋的聲音、開關門的輕重等無關緊要的事情都不放過。

第三個特點是，他一旦發火就不工作了，簡直可謂老板罷工。

最后一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特點，是絕不允許反駁。若斗膽反駁，那只會火上澆油。這種時候往往已無關對錯，反駁本身就是找罵。所以他一旦開罵，部下只有低頭乖乖認錯的份。而即便如此，吾等之輩依然免不了被訓：“唐澤君，別以為低頭就能了事，我可不是為了發火而罵人的，是為了讓你自己思考，明白嗎？

花森先生這種非同尋常的訓斥方式、開火模式，我認為是帶著自知之明和堅定信念的。

“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刻進你們每個人的心底，那就是包括我在內的每個人，都背負著一顆炸彈。這顆炸彈是攻擊的武器，但若不小心，也隨時有自爆的危險。你們任何人一旦有半點差池，都可能會葬送《生活手帖》積累至今的聲譽。”

在向印刷廠遞交原稿前，花森安治都要細細審閱

除了以上這些特點，花森先生訓人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地方。

雖然不論鎮子社長，還是外部印廠的人，花森先生都照罵不誤，但仔細觀察，還是能發現微妙的“區別”。換言之，某類人更容易被他訓斥。

態度誠懇，不犯同樣錯誤的人，容易被他訓。但同時，那種屢教不改的人也是他愛訓斥的對象。我好像就屬于后者，沒少踩過地雷。

某次我被花森先生喊去，心里忐忑這次又犯了什么錯。跑到師父那兒，被劈頭蓋臉一頓臭罵，但聽了半天，仍然搞不懂師父罵什么。即便如此，我還是乖乖認錯，不停地說“明白了，下次注意”。如果一言不發，那他會罵得更兇。

就在我內心充滿疑慮的時候，編輯部主任大橋芳子女士為我開脫：“花森先生，這不是唐澤做的，跟他一點關系也沒有。”搞什么呀，果然跟我沒關系啊——我抬頭瞟了一眼花森先生，注意到有那么一瞬，他犯難了。

但花森先生畢竟是花森先生——“我當然知道，我是在警告唐澤君不能犯類似的錯誤啊”。

這應該看成是佛陀主編的慈悲，對吧？

最后的身影

1978年1月12日，校完編輯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人的手》，花森先生離開研究室，時間大約是晚上八點。

那天他很難得地一個人提前回去了。開年后的寫稿、排版、畫插圖的工作，讓第一周異常忙碌。好不容易結束了第2世紀52號的編輯工作，他終于可以松一口氣，想必也由此釋放了連日來的疲倦。

花森安治設計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封面

到了玄關，套上鞋的花森先生，突然轉身，微微低頭行禮：“謝謝大家。”

“干嗎呀，真是，您不用這樣……”鎮子女士揮了揮手，好像要把那句話和行禮一起揮走。我想她也意識到了花森先生的舉動異于往常。過去他從未在臨走前有過這樣的表示。看似是花森先生的玩笑之舉，但我想鎮子女士當時冥冥中已有預感。花森先生微笑著擺了擺手，出了玄關。

誰會料想，當時花森先生的這句話，這個舉動，飽含了怎樣的深意……

那是我見到的花森安治最后的身影。